反思| 神圣教条或许是通往真实信仰的最大障碍

如果问一个路人：”在每天严肃而不苟言笑、胆战心惊地生活，与正常愉快的生活之间，会选择哪一种”，我想答案总是确定的，大部分正常的人会选择后者，而有些正常却装作虔诚的人会选择前者。

看过许多这方面宗教的例子。话说有两个某宗教的僧侣准备过河回修行的地方，这时一个不会游泳的妙龄女子因为害怕过河而哭泣。于是这两位僧侣中的师兄就背着这个女孩子过了河，而师弟却紧闭双眼，和他们拉开距离，慢慢过河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师兄一如往常地兴高采烈，而师弟却心事重重。到家之后，师弟对师兄说，“修行者不近女色，师兄怎么背她过河呢？”师兄听完，哈哈大笑，“我背她过了河就放下了，而你直到现在还没放下。”师弟听毕羞愧难当，方才恍然大悟自己的修行太浅。

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耶稣身上，发生在福音书里。

法利赛人处处维护者神圣的律法，不允许任何人僭越半步，因此安息日的时候，饿了不能吃饭，病了不能就医，罪人就要被隔离；祭司守护者神圣的至圣所，维护着上帝与人间的距离。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神圣执着就是像上面故事里的师弟一样，把信仰的规则当成外在持守的戒律，这便是我们在教会里常说的，用行为得救。行为的背后，并不是心灵的接近，在行为上我们与生活划清了界限，但是在心灵上我们与信仰也划清了界线。

而耶稣与法利赛人相比，就是神圣的破坏者。那时，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。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：“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！”与法利赛人格格不入的是，耶稣允许了安息日掐麦穗吃这一行为，他说：“‘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’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。”耶稣将法利赛人的上帝看做祭祀的上帝，而将自己的上帝看做怜悯的上帝——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两个上帝，耶稣是说法利赛人的上帝与真正的上帝没有关系。

在祭司眼里，他们之所以能代表上帝，普通民众之所以还相信他们，是因为圣殿中的至圣所在民众心里还保持着神秘的神圣。至圣所几乎是大祭司存在的最大合法性，因此他们维护者这个最为神圣的地方。正是这个代表上帝最神圣的房间，却将上帝隔离在祭司之外。然而，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，幔子却裂开了，这个最最神圣的地方，不再神圣。只有幔子裂开，神圣褪去神秘的面纱之后，信仰才能走进我们，圣灵才能被赐给我们。

一个东西太过神圣，人们就会花最大的力气去维护这个神圣，却崇拜这个神圣，这样神圣反而在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偶像，而最邪恶的也许就是奉着耶和华的名崇拜偶像——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。

因为把耶稣看得太神圣，因此把耶稣的话反而变成了“偶像”，偶像意味着不能更改、不能思考、不能有任何的自由发挥。这样，我们就把圣经变成了教条，我们只是是奉着耶稣的名崇拜者圣经这个偶像，却缺少了真正敬虔的本质。我们同样可能会奉着上帝之名，崇拜者教义这个偶像，在这种崇拜之下，教义变成了教条。

因为把教条看得神圣无比，因此没有人敢去撼动其中哪怕一小条，他们太神圣了，只能崇拜，不能思考，不能发挥。因此，惋惜的是，由神圣而产生的教条，反而变成了一种僵死的律法。我们最后在耶稣的名下反而又转回了我们所唾弃的法利赛人那里。

我们看到，在福音书里，耶稣的所有教导都是发生在生活的场景中，甚至耶稣不乏幽默与智慧。在生活的场景中，耶稣没有穿神圣的宗教服饰，也没有神圣的音乐和祭坛，更没有前簇后拥的狂热信徒。生活的场景没有了神圣与严肃，有的是轻松与愉悦，因此这种场景下，门徒才会与耶稣辩论，质疑耶稣的教导，他们向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轻松的画面。

在历史上同样如此，神圣的教条时代，有的是压抑和高压，只有轻松的时刻才有文化的辉煌。

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，被很多历史学家称为黑暗年代，这个年代里，教士称为最吃香的职业，教皇和主教把持着教条，把一切怀疑教条的人，拉上异端的裁判所。正是在这种神圣笼罩下的岁月中，除了复杂而乏味的神学与教条之外，鲜有其它辉煌的文化，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，不敢迈出哪怕一小步的距离。

文艺复兴的大胆之处在于打破了神圣的教条压制，高扬了人性的光辉。文艺复兴的大师们将神圣的教条面纱褪去，让人的理性、怀疑精神展现出来。文艺复兴因此带来了文化的辉煌。到了宗教改革时期，更是将那些仅存的一点神圣去掉，把思考和自由的权利还给信徒。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，将宗教的最后据点也击溃了，信仰终于回归人间，耶稣也终于回到生活。在自由的环境下，在生活的场景中，工业大革命和文艺文化等都带来了辉煌的岁月。

本来处于生活场景的鲜活的耶稣，被我们以神圣为名变成偶像去崇拜，当生活在信仰里失去空间，那么真理也就变成偶像。当一个文化被教条覆盖，那么就不要谈科技创新，人们忙碌的是与教条一致，不要出格就万事大吉，而不是思考与创造！